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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声大师马三立:一辈子住房紧张,妻子去世他一个举动让人敬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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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声大师马三立:一辈子住房紧张,妻子去世他一个举动让人敬佩

相声大师马三立,全家几代人挤在三间平房的独院,一辈子没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,他的那些经典段子,都是在一张书桌上琢磨出来的;到外地演出,被中间联络人吞走大部分酬金,他却不让儿子去讨回公道,因为“艺术永远比钱重要”;二儿子在外地生活困难,他却拒绝帮忙调回天津;妻子垂危之际,还在台上卖力演出,为观众带来一段段笑声;妻子去世后,他决心不再婚,提前给自己树了墓碑。本文为马志明先生在马三立逝世十周年时,纪念父亲的文章:《我的父亲马三立》,其中很多细节让人感动和深思。

父亲最开心的一件事

从十几岁起,父亲那副单薄瘦弱的肩上,就挑起挣钱养家的生活重担,并艰难地挑了整整一辈子。我的婶奶奶中年守寡无依无靠,父亲把她接到我家赡养了几十年,直到故去。我大哥马敬伯,是我大伯的儿子,他从小失去父母,是我父母抚养他长大成人,念书参加工作,直到娶妻生子。父亲是极负盛名的演员,工资比较高,但在我们这样老少三辈十几个人的大家庭里,挣多少钱也能吃光用光从来显不出富裕。父亲自己的衣食住行,简朴随意得让人难以置信。那时我们家住在南市华安街兴隆里的一个独院三间小平房。家里从来没有属于父亲的一个房间,几十年属于他的只有一张普通书桌,他一回到家里,就坐在桌前读读写写,那些给亿万观众听众带来无数笑声的上百段相声,就是在那张桌子上写成的。父亲在吃的方面更简单了,母亲看父亲身体单簿,工作又特别劳累,每顿饭便给父亲加一个鸡蛋,但自从父亲被打成右派,这惟一的“特殊化”,就永远地取消了。

即便生活这么拮据,父亲也总惦念着他的同行挚友。他的师傅周蛤蟆,没有子女,妻子去世后只身住在南市一家公寓的阁楼上,靠同行、徒弟们周济度日。父亲看不过去,午饭和晚餐就把他接来我们家。人上了岁数爱吃荤腥,我家是回民,老人嘴馋时常买段火腿肠或者猪蹄带上,却不好意思拿到屋里,就放在外面窗台上,出来时发现不翼而飞,原来被馋猫叼走了。后来,父亲发现他在吃饭时,常侧过身去用嘴往袖口里拱,然后转过脸便闭着嘴咀嚼。父亲和母亲纳闷起来,便留意观察,终于看清周师傅肥大袖口里藏着一只猪肘。父亲嘿嘿地笑了,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也笑得前仰后台。从此,饭桌上多摆了一只空碗,专供周师傅放“违例”食物。

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前,家里的灯光特别明亮,经常高朋满座:侯宝林、赵燕霞、侯喜瑞、马连良等人都经常来我家串门,和父亲一起切磋艺术,那些年,是父亲艺术生命最辉煌的时期。他创作表演的相声《买猴》,使他同段子里的“马大哈”形象一道在全国亿万人中间名声大震。父亲自此确立了具有全国影响的名演员地位。1956年,周总理在北京政协礼堂的国庆招待会上,看了父亲与张庆森合说的《买猴》,很高兴,称这段相声很有意义。

紧接着,父亲又推出了新作《今晚十点开始》和《开会迷》。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把《开会迷》拍成了电影,那是父亲的第一次“触电”。我和弟弟妹妹们都跑到电影院,看到银幕上的父亲一身黑色笔挺的制服,谈笑风生,感到既神秘又有趣。

生活中的父亲显得呆板,但也有快活的时候。记得那是1956年1月12日,父亲回家已经挺晚了,我们都睡下了。父亲没换衣服就迫不及待地将我们唤醒:“起来呀,都来和我握手,握吧,我这只手——”他把右手高扬着喊道,欲言又止。我们兄弟姐妹被他吵醒了,惊奇地望着擎在空中的手掌。父亲像个高级首长一样宽容地点头、微笑,显然由于过度兴奋和忘情笑得少了往日的持重。“你们猜,我今儿见到谁了?”“我见到毛主席了!”说罢,他给我们讲了那天的经历:上午,毛主席到天津视察工作,天津干部俱乐部南楼舞厅里,聚集着50多名市代表。毛泽东走到父亲身边时,父亲挺直身子自报家门:“我是相声演员马三立!”毛泽东本来是边握手边走的,这时却立住脚步,脸上现出了微笑,拿腔拿调学起了父亲说的相声段子:“买猴子,买猴子……”虽然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,听上去却很亲切。他含笑打量父亲,说:“古书上说,君子有三立: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你的名字取得很有寓意。”然后主席又摇摇头:“你太瘦了,把身体搞好一点好吗?人民缺少不了你说的相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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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提前给自己立了墓碑

1984年,母亲的病故给父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,他那本来瘦削的身子显得更加精瘦,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。

我的母亲叫甄惠敏,是山东滕县人,从小随父母和姐姐逃荒来到天津。母亲嫁给父亲时17岁,去世时68岁。母亲勤劳、善良、朴实,是典型的劳动妇女,跟着当相声演员的父亲度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,担惊受怕,辛苦操劳,从来不抱怨不叫苦。父母婚后养育了八个孩子,都是母亲一个个辛辛苦苦拉扯大的。她还替父亲赡养老人,照顾体恤和父亲—起说相声的师兄弟及他们的家属。当苦尽甘来富裕安定的好日子刚刚开始的时候,自己的身体却垮了下来,严重的心脏病一点一点地吞噬着她的生命。母亲知道自己的病情很危险,却不忍心让父亲放弃繁忙的演出,请假陪她去医院,以至于几次在扫地、做饭时昏倒,撞青了脸,摔破了头。

母亲在生命垂危的时候,父亲也没有能够一直守候在身旁。记得那是3月9日的晚上,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官正在举行为青少年活动中心募集资金的义演。观众兴致勃勃地观看曲艺团老演员们的精彩节目,当压场的父亲和他的搭档王凤山登台说传统相声《夸住宅》的时候,大厅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然后是时起时伏,一浪高过一浪的愉快笑声。此刻,我坐在舞台侧幕,紧张地注视着舞台上谈笑风生的父亲。全场几千人中只有我知道在父亲滔滔不绝地夸耀“住宅”的时候,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一辈子的老伴正处于弥留之际。我不放心病危的母亲,也不放心强忍悲痛坚持演出的父亲,才赶到剧场来接父亲回家的。

两天以前,母亲就开始输氧,接着病情迅速恶化,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们日夜守候,并且已经商议了后事。这天上午,王凤山来找父亲排练,父亲没有和王凤山细讲母亲的病情,在午饭前后把段子排了两遍。下午,母亲双目紧闭,呼吸越来越困难。父亲知道母亲在世的时刻不多了,但他不能不再一次离开,晚上是义演,不去不仅对不起两千多名观众,也对不起全市成千上万的孩子们。

“住宅”终于“夸”完了,又说了小段,观众的掌声仍然经久不息。父亲只得再加—段。我焦急地看手表,发现心力交瘁的父亲已经为观众说了40分钟了。我焦急,也被父亲在危急时到表现出的惊人毅力所震惊!

深夜11点多,我们才回到家。父亲第一句话就是:“病怎么样了?”救护车在沉睡的街道上疾驶,父亲握着母亲的一只手,默默地念叨:“快点儿,再快点儿!”

值班医生检查病情后,愤怒地质问父亲:“怎么到现在才送来?”父亲无言以对.两行热泪扑簌簌淌落下来。

次日凌晨两点,母亲去世了,她把难以平复的悲痛和难以填补的损失留给了亲人。我们是回民,父亲按照伊斯兰风俗,率领我们为母亲隆重地办了丧事。把母亲的遗像高高挂在卧室的床头,那是用旧黑白照片放大了的,母亲还是中年的模样、短发,圆润脸庞,笑容和善又憨厚。出殡的那一天,家里来给母亲送行的亲朋好友及曲艺界的人士特别多,母亲生前出了名的人缘好,大家都亲热地称呼她“三奶奶”。

母亲的遗体出家门的那一刻,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投向父亲。按照我们当地风俗习惯,配偶如果将去世的丈夫或妻子亲自送到墓地,就意味着自己将不再婚娶。父亲虽然年届七十,但在很多人眼里,他不是一般意义的老人,他是才华横溢的幽默大师啊!在艺术圈里,老艺术家再婚非常普遍。比父亲年龄还大的,离婚或丧偶后娶比自己小得多的妻子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。

父亲在大家的目光中,毫不犹豫地从椅子上站定身,神情肃穆、悲戚,一直把母亲的灵柩护送到了墓地。同时,父亲还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,就在母亲的墓碑旁,给自己立了一块墓碑。母亲去世五周年时,父亲亲自去给母亲扫墓,还在墓前拍了一幅彩色照片。中间并排竖立着两块墓碑,造型、大小完全相同,高度约有两米以上。父亲坐在两块墓碑前面,穿深色大衣,面容清癯,目光苍凉、沉郁,细看却依稀带着一丝恬然的微笑。他身后的墓碑刻着遒幼粗放的隶书字体,墨绿底色,白字,十分配目,左边是“甄惠敏之墓”,右边是”马三立之墓”。

照片后面有父亲亲笔题辞:“老伴五周年忌日,我在坟前怀念……”他头上戴的圆顶黑帽叫“拜帽”,是回民在礼拜等虔诚庄重的场合戴的。

父亲提前给自己树墓碑的消息不胫而走,一度成为社会上广为议论的奇闻。有人说这寄托着父亲对母亲的生死相依之情,有人说这是幽默大师参破人生悟透红尘而超越生死之外的洒脱、豁达,也有的认为事情没有那么高深玄妙,人终有一死不如两碑—次制好省得以后再立……到底出于哪种原因?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明说,他一直保持神秘的沉默,尽管带着平易可亲的微笑。

相声大师马三立:一辈子住房紧张,妻子去世他一个举动让人敬佩

“我在给马三立开追悼会”

逗人笑是父亲的职业,可是在家里,父亲非常内向,沉默寡言。进入晚年,他性情越来越古怪。他经常独自躲在小屋看书、看报或写写画画,有时还枯坐沉思。—天黄昏,住在楼下的老话剧导演上来看望他。老导演轻唤一声,无人应答,只好摸索着走进屋里,影影绰绰看见一人面朝里打坐,瘦长的背影像雕像一动不动。

“老马,你这是干什么?”老导演诧异地问。

没有回应,老导演又问,父亲这才缓缓回过头来,一副游神未收的样子,半晌,才有些疲惫地回答:

“我是在开追悼会呀!”

“给谁开追悼会?”

“马三立呀……”

老导演顿时目瞪口呆,探身仔细审视父亲脸上的表情,却是一本正经,再朝茶几上一望,果然有一个做工极精细的小花圈,上面楚地写着马三立的大名。老导演大惑不解,父亲也不解释。于是两位老人便久久沉浸在越来越浓重的暮色之中。

这段小插曲,使我常想起父亲那早立的墓碑,觉出有几许烈士暮年的苍凉。我知道,父亲是在用这种古怪而奇特的方式追念我母亲。然而他并没有沉浸其中,不能自拔。就在当天夜里,父亲佩带标有“值勤”二字的红袖章,按时参加了对宿舍周围的治安巡逻。他是居委会的治保委员,每月两次值勤。他—向严肃,尽职尽责,只表示有—点遗憾:“我还没有逮着小偷。准是他们看见我,就吓跑了——人这么瘦,家里会肥吗?”

1987年,父亲脱离了曲艺团,不仅各类演出任务未减,社会活动倒更多了。他是天津市政协委员、中国曲协顾问、市文联委员。一年到头各种名目的会议开不完。有时是作为著名艺术家为会议助兴,有时是不同内容的讲座。他几乎成了不挂名的教授,应邀到全国各地讲相声艺术,为大学师生讲相声语言,给漫画学会讲幽默,给曲艺学校学生讲表演……还多次被劳改局请去给触犯国家刑律的年轻人讲课,让那些失足的孩子们动情落泪。父亲在那里留下一句名言:“这个地力,你们不可不来,不可再来!”鞭策他们悔过自新。

几十年的相声艺术生涯,使父亲在人们心目中与笑融为了—体。有一次,父亲去养老院现身说法谈老年保健,竟把鳏寡孤独的老人逗得孩子般朗声欢笑。老人们舍不得放父亲走,一位矮个子老大爷悄悄凑近父亲耳边私语:“别走了,这儿有许多老太大,找个老伴很容易——”父亲听了,用眼角往四周一扫,正色问道:“原来你们是在对我施美人计呀!”引得在场所有老态龙钟的阿婆们羞笑不已。

相声大师马三立:一辈子住房紧张,妻子去世他一个举动让人敬佩

我的二弟马甄,当年去河北省邢台地区插队务农一去就是十几年,选调时也没有回天津,就在邢台工作结婚落户了。1990年,二弟的妻于因病去世了,他一个人带着刚念小学的孩子,日子过的实在艰难。按照当时的政策,二弟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调回天津的。

二弟回到家,和父亲说了自己的难处,请求父亲找找文化局的领导,帮助把他调回天津。父亲一听就沉下脸道:“哪儿不养人,你回天津,人家邢台的人就不活了?! ”

见父亲这么不通情达理,二弟又气又伤心:“爸,我还不如不是您亲生儿子,老百姓哪个不知道马三立的人名,都以为我们当儿女的会沾您多大的光呢……”

二弟元可奈何,只好自己费尽周折跑调动,文化局同意接收了,没有房子户口地址落实不了,二弟情急之下,就写了文化局的地址。趁星期天,二弟把简单的家什搬进了地下室,做饭时烟筒一冒烟直冲办公室。领导实在看不过去,才给二弟解决了住房问题。

我的妻子叫张秀琴,是一家食品门市部的售货员。1979年我们认识,结婚后好长时间,岳父才知道我是马三立的儿子,因为父亲和蹬三轮的亲家没见过面。我们婚后先是和父母一起住,住在仅九平方米的小屋,后来弟弟结婚,我们就搬进院子里的小厨房,用凳子搭铺板,妻子怀孕生孩子就在那间厨房里。后来,文化局的领导得知父亲的住房紧张,很快给我们解决了一处单元房,我和妻子孩子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。

父亲经常被请到外地演出,可给的酬金比刚出道的二三流演员还少很多,这是给昧着良心的中间联络人吞进自己的腰包了。我气愤地要替父亲讨回公道,父亲却跟我发脾气:“碍着你的事吗?艺术永远比钱重要,你也是个演员,怎么不懂这个道理?”

父亲这句话一直成为我从艺的警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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